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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上帝的密码 探求社会的逻辑——漫谈合作行为演化之一

作者:杜鹏 2019-10-17 16:49 来源:科普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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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沿探索

  【编者按】

  科学是无尽的前沿。拓展前沿既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气质的内在要求,更是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伟大的科学问题是驱动科学发现的引擎,拉开了科学每一个真正进步的序幕。Science杂志在纪念创刊125周年之际,于2005年提出了125个重要的科学前沿问题,其中包含了25个最突出的重点问题以及其他100个生命科学、物理学、数学等领域的难题,被喻为“世纪之问”。

  合作行为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也包括人类自身。然而,在自然选择所赋予的激烈生存斗争中,如何理解合作行为的成因是科学家面临的重大谜题,也是“世纪之问”之中25个突出的重点问题之一。近日,本报收到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学部学科研究支撑中心杜鹏研究员撰写的关于“合作行为演化”的一组系列文章。这组文章既是对“合作行为演化”相关领域研究进展的解读,也是对从无知通往知识之路的深度讨论。现分9期全文刊发,希望能引起读者对“合作行为演化”问题以及科学大问题的关注、思考,并有所启迪。

 

  1859年11月24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第一版发行,共1250册,当日便销售一空。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开始逐渐深入人心。在达尔文看来,一切生物都有高速增加的倾向,这样就和有限的生活条件(空间、食物等)发生矛盾,所以生存斗争是同种的个体之间或不同物种之间必然的结果。那些具有最适应环境条件的有利变异的个体,有较大的生存机会以及繁殖更多的后代,从而使变异可以世代积累,不利的变异被淘汰,这个过程就是自然选择。

  与此同时,达尔文也被这样的事实所困扰:从蚂蚁到人都形成了一个社会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大多数个体都为共同的利益而不是为个体工作或仅仅为个体工作。这似乎与自然选择背道而驰,因为从长期来看,个体的适合度是生存竞争的关键所在。

  毋庸置疑,生存斗争是自然界以及人类的基本法则之一,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些人类学家认为,信任亲属、同伴的倾向是人类演化成地球上占主导地位的脊椎动物的关键因素,因为共同工作的能力为我们的早期祖先提供了更多的食物、更强的保护和更好的儿童保育,从而促进了人类这个物种的成功。这说明,合作行为也应该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从长远来看是一种更好地生存策略。那么,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个体的自私行为将会成为大自然的常规现象,是什么使得这些个体相互合作的呢?

  进一步说,对于两个个体组成的整体来说,追求个体利益通常会与整体利益相冲突。“囚徒困境”博弈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在“囚徒困境”博弈中,有两个追求个体利益的参与者,他们可以有两个行动选择:合作或背叛。这些选择产生了如下四种可能的结果(前者是参与者A的收益,后者是B的收益)。对于参与者A来说,如果参与者B选择合作,参与者A应该选择背叛;如果参与者B选择背叛,参与者A也应该选择背叛。也就是说,无论参与者B的行动是什么,参与者A都应该选择背叛。同理,参与者B也应该选择背叛。(图见3版)

  尽管(合作,合作)会带来最好的整体效果,个体收益也较好,但是(背叛,背叛)却是双方的最优选择,个体的理性导致了双方得到的较少,构成了“困境”。合作行为演化问题就简化为:如何走出“囚徒困境”博弈?当然,合作行为演化并不等同于解决“囚徒困境”博弈,还有大量的其他形式。

  达尔文最初基于个人观察,对合作行为提出了一些解释。他认为,自然选择可以鼓励亲缘之间的利他行为,从而提高“家庭”、部落群体的繁殖潜力,并且互惠在合作行为演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如果两个不相关但熟悉的人都是利他主义的,两人会互相帮助。一个世纪以来的许多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达尔文的观点,在此基础上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些合作的运行规则,如亲缘选择、群体选择、互惠、惩罚、社会学习、顺从等,丰富了我们对合作行为演化的理解,但关于合作如何发展以及为什么发展的很多环节和细节仍有待于研究。

  一般认为,除了蚂蚁等社会性昆虫以外,只有灵长类动物的大脑才会进行较深层次的认知分析,以便在社会世界中通过合作来解决问题。然而,从事实来看,自然环境中充满了合作,许多物种中的合作行为盛行,大多数物种拥有合作的智慧。珊瑚礁中的鱼类互惠是一个经常被提出的案例。一些小的“清洁”鱼(如具有明亮条纹的濑鱼)会在珊瑚礁区域内,将“客户”鱼(如石斑鱼)皮肤上的寄生虫啃食下来。一方面,当濑鱼为大石斑鱼提供服务时,有时会游到大鱼的腮腔或口腔之中,相信自己绝对不会被大鱼一口吃掉。当石斑鱼想要离开的时候,会稍微合拢一下嘴,并抖动身体,以此来提醒嘴里的清洁鱼,甚至在自身陷入被攻击的险境时,石斑鱼还是会如此照做。另一方面,清洁鱼喜欢吃的并不是寄生虫,而是覆盖在客户鱼皮肤表面的、具有保护作用的黏液。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囚徒困境,但客户鱼和清洁鱼都保持着极大的克制,即客户鱼并不吃清洁鱼,清洁鱼也不会吃客户鱼的黏液。

  我们并不清楚在漫长的生物演化过程中这些鱼类在大脑十分微小的情况下如何建立起惩罚、声誉等复杂的合作机制,但从结果来看,双方走出了“囚徒困境”,建立起一种不同寻常的合作体制。应该说,这些合作智慧为合作行为机理增加了新的注解,也在不断颠覆对合作行为演化的理解。正因为该问题如此重要,而其答案如此扑朔迷离,在纪念Science创刊125周年之际,科学家们将其列为当今人类125个“世纪之问”之中,且进入了25个突出的重点问题之列。

  合作行为的演化是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最伟大的问题之一。在生物学中,问题的范围从解释例如细菌或鸟类等生物的合作帮助行为到复杂的社会昆虫社会的演化。在社会科学中,问题的范围从解释人类道德和潜在的心理的各个方面到机构和社会的出现。原则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提供了一个通用的框架,它有潜力将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整合起来。

  为了寻找上帝的密码,进化生物学家和动物行为研究者正在探寻合作行为的基因基础和分子层面的驱动力,以及社会性的生理、环境和行为动力,努力发现大脑化学物质和社会策略之间的关键联系。同时,进化博弈理论也成为理解合作行为的重要工具。博弈参与者玩家将花费时间和精力来惩罚不公平的行为,即使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这些行为很难解释,因为它们似乎没有遵循合作真正基于自身利益的基本原则。

  随着博弈论的日益成熟,研究人员希望能对复杂社会的运行规则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这些努力帮助科学家们从生物学、认知科学、经济学、心理学、语言学等不同学科的视野,共同构造达尔文关于合作观察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