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教峰:加快构建新型创新组织模式

作者: 2017-12-07 15:27 来源: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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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报告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这一重要战略论断深化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阐明了创新的关键作用和着力方向。

  我们正迎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时代加速迈向知识经济时代。这一过程充满复杂性、艰巨性和不确定性,要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同步变革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创新参与主体、组织机构、行业领域、链接机制、资金来源都在发生着重大变化。抢抓这一机遇,需要主动适应这轮变革的新形势新特征,加快构建新型创新组织模式,充分释放创新这个第一动力。

  

新形势催生创新组织模式变革

  习近平主席在越南岘港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主旨演讲中,两次提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作出了“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形成势头”,“我们正迎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重要战略判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现出群发式突破、深度交叉融合的生动景象,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快速兴起,正在引发新的全球创新竞赛。

  面对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发展大势,传统创新组织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需要主动探索和积极构建新型创新组织模式。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着以往的资源配置方式、生产组织方式和价值创造方式,推动研发、设计、制造、管理模式变革。其发展,既给传统创新组织模式带来严峻挑战,也为创新组织模式变革提供了新的条件和手段。新型创新组织模式正加速涌现,激发了群体的创新动力,盘活了全社会的创新资源,促进了跨组织、跨行业的融合发展,带来了指数级增长和颠覆性效果。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新四大发明除了高铁之外,其他三项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网购都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密切相关。

 

  科学技术本身,以及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关系在发生多维度、多层面、多样化的变革,多学科交叉、多领域融合的会聚技术成为科技本身变革的重要方向。 

  以新一代人工智能为例,人工智能并非某种单一技术,或者几种技术的简单组合集成,而是至少会聚了深度学习、算法研究、芯片制造、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推荐系统、搜索引擎等在内多个研发领域,以及技术、经济、法律、伦理等多个方面。发展人工智能,政府具有政策规划和资源动员优势,高校、科研院所具有基础研究和人才富集优势,大企业具有海量数据和计算能力优势,小企业或创客具有场景敏感优势和灵活应变优势。任何单一主体都显然难以胜任会聚技术的变革,必须探索新型创新组织模式来更好聚合所有创新主体的资源和能力。

  十九大报告6次提到融合发展的重要理念,包括“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深化产教融合”,“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这为积极适应新形势新变化、促进创新组织模式变革提供了基本思路和着力方向。

 
 

  创新组织模式的“五化”变革

  创新组织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遍及世界的变革,不断突破传统创新组织模式的痛点和局限性,与传统创新组织模式相比呈现出“五化”特点,展现出巨大的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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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参与主体的大众化。

  在工业经济时代,创新是少数精英的“专利”,表现为专业化职业化的特征,由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专职从事创新工作。在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进程中,随着大学教育的广泛普及和受教育群体的快速增长,可进行知识创造的场所极大扩展,专业的知识流、商品流、数据流和资金流更加容易被调动,“单打独斗”的专业创新活动越来越少。全社会各方面、各领域、各层面的人都能参与到创新过程之中,打破参与主体的身份限制,协调了中小微企业甚至创客、用户等非企业主体参与创新过程。出现不少围绕兴趣、利益等共同要素,基于互联网快速集结的创新共同体,在网络社区集成智慧,是一种自组织、集众智、跨区域的创新组织,活用了全社会的创新资源。小米、海尔等新产品开发中的创意很多直接来自于数十万在线社区用户的互动。全球最大的图像识别数据库ImageNet通过众包方式构建,全球167个国家近5万人筛选、排序、标记了近10亿张备选照片,推动了深度机器学习的崛起和人工智能的复苏。这就彻底改变了传统“单打独斗”的创新方式,形成了“群体创新”的新局面。

  2

  创新组织机构的开放化

  在工业经济时代,创新在专业化组织内部闭环进行。组织结构是垂直宝塔式的,信息往往从上至下单向流动,创新价值链不畅通。传统的企业创新理念和组织架构“眼睛向内”,组织创新资源相对封闭,大而全、小而全,不仅浪费资源、增加成本,而且把大量社会创新资源堵在了门外。 

  在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进程中,随着创新的复杂性、艰巨性和不确定性增加,科研院所、高校、大中小企业等任何单一主体都很难包办所有的创新环节。创新组织从垂直整合转向横向聚合,“眼睛向外”对所有与之链接的外部资源开放,朝着“扁平网状”的开放格局发展,依靠外部化、网络化,从组织外部谋求创新发展新路径。组织壁垒被打破,对接外部一切的知识、技术、人力资源“为我所用”。组织突破自身能力、规模和速度的边界,各个环节都来参与创新过程,全方位互动,合作范围从有限向极大甚至无限拓展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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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行业领域的跨界化

  在工业经济时代,主要按照行业门类来组织创新过程,人为设置理、工、农、医等学科专业,区分一、二、三等产业类型,行业之间边界清晰,“井水不犯河水”。在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进程中,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乃至“人工智能(AI)+”的大行其道,如同架起了一座可以畅通于任何行业的桥梁,组织边界、地域边界、技术边界、行业边界日益模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界融合共同体。 

  从科学研究来看,计算科学不仅作为工具被应用,而且深入渗透到其他学科的思维方式中,带来计算生物学、社会计算、生物信息学、空间信息学、纳米信息学等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从汽车行业来看,随着互联网界的进入,汽车概念也发生变化,无人驾驶的电动汽车被看作同手机、电脑一样的新型智能数据终端,超越了传统制造业的范畴。跨界融合打破创新的壁垒和鸿沟,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不断协同共鸣,整体产生聚变效应。跨界融合释放乘数效应,带来指数级增长,出其不意颠覆传统企业甚至一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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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链接机制的平台化

  在工业经济时代,创新过程主要遵循“管道”思维,创新价值链一端的输入经过多个过程变成另一端的产出,创新过程就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产业发展的线性过程。由于缺乏循环的、双向的反馈过程,容易导致信息沟通不畅、链条相互脱节,存在不少创新孤岛。当今世界,随着万物互联的速度加快,创新平台成为链接创新资源要素、对接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键枢纽。公私合作平台(PPP)更能有效聚合多方的生产要素和资源,创新逐渐由“管道”思维转向“平台”思维。 

  例如,苹果公司通过搭建应用市场平台,吸引全世界的应用开发人才来设计满足各类用户个性化需求的应用。包括谷歌、Facebook、亚马逊、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在内的全球前15大互联网公司,以及Uber、Airbnb、滴滴出行、猪八戒网等“独角兽”企业均以平台形式存在和运营。政府分别依托百度、阿里、腾讯、科大讯飞建设自动驾驶、城市大脑、医疗影像、智能语音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随着互联范围从信息互联、人人互联,走向物物互联,工业互联网平台、物联网平台、人工智能平台快速发展,平台的影响力将从网络空间扩展到现实世界,重组整个物理世界的关系,乃至人、机、物之间的联系,加速以人为本的人机物三元融合社会的形成。平台重构传统创新“管道”为创新交互空间,推动了创新活动要素的密切持续联系,增进了外部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实现了整个创新生态系统价值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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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在工业经济时代,大企业主导建立企业实验室,政府主导建立国家实验室,创新资金的进入与退出门槛都很高。目前来看,仍然是以政府/企业支持创新资金为主要方式,但是创新资金在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全社会的资源、资本和力量参与支持创新的新态势正在形成。 

  例如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就长期支持“私人科学”的发展,直接资助科研人员或组建科研团队开展一些对政府和产业界来说风险过高、争议过大的科研项目,多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受过资助。

  基于互联网的科研众筹成为科研人员争取资金的新渠道,这些专业网站在网上为科研项目众筹资金,广泛筹集社会研究资金,搭建网络交往社区,实现科研项目与资金市场的高效对接。政府支持创新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除了传统的固定拨款、成立研究基金等方式外,越来越重视采用公私合作、科技“悬赏”、创新券、众包众筹等更为灵活有效的方式。

  简言之,在农业经济时代,是一种“无组织”的创新组织模式,呈现“非中心化”的发展格局。创新主体单一、创新资源分散、创新活动存在偶然性,创新效率较低。在工业经济时代,是一种“有组织”的创新组织模式,呈现“中心化”的发展格局。创新资源能力集中,创新权力被高度垄断,创新体制机制容易僵化。在知识经济时代,是一种“自组织”的创新组织模式,呈现“半中心化”的发展格局,既有“中心化”的特征,又有“去中心化”的特征,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充满活力的创新发展新格局。

  当今世界,“半中心化”的创新组织模式正在大行其道。国家实验室、研究型大学、大型企业等战略科技力量在创新生态系统中仍然扮演重要核心角色,并不断突破组织边界的束缚向外部开放各类资源能力。大量的分布式、弥散式创新单元,例如新型研发机构、中小微企业,甚至创客、产消者等非企业主体成为创新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心化”的战略科技力量与“去中心化”的大量分散创新单元相互之间形成群体参与、扁平网状、跨界融通的创新生态系统。

 
 

  三建议释放创新组织模式活力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需要新型创新组织模式来应对。而实际上,并不存在最好的创新组织模式,只有同所处环境最匹配的组织模式才是最好模式。我国人口基数大、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多,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渗透率高,创新机构规模大,创新资金较为充裕,我们应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积极应对创新组织模式的变革,最大限度释放创新活力。

  一要构建对所有创新主体更加开放包容的创新友好环境。应进一步丰富创新主体的内涵,不仅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是创新主体,新型研发机构、众创平台、创客、产消者甚至每一个用户都是创新主体的重要成员,人人都可能成为创新者。通过搭建便于公众参与的创新平台,引导和鼓励扁平化、网络化、协同化的开放创新、大众创新模式。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的法律制度体系,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措施,广泛的社会扶持政策和创新激励机制,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尊重和保护创新者的贡献与权益。创新政策和科技财政投入、科技计划、科技创新平台等各类创新资源应将新型研发机构、中小微企业、创客等群体纳入,给予同样适用的资源投入、税收优惠和人才待遇等政策支持,激发每一个创新主体的创新热情。

  二要加快促进科学数据、仪器设备等软硬件的开放共享,为中小微企业、创客、新型研发机构“赋能”。我国城市公共自行车已发展多年,但共享单车的出现,才真正使得共享出行火遍大街小巷。我国公共科技资源平台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信息化基础,但实际的共享率仍然较低。应鼓励运用共享经济思维模式,支持市场化运行的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发展,充分发挥整合资源、挖掘市场需求、对接研发实验服务的作用。加强各地区各部门间的统筹,推动科研设备、创新券使用范围的跨区域互认,加快推进科技资源富集的地方向资源较少地区的辐射,让设备、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

  三要积极运用新型创新组织模式,摆脱制约创新的路径依赖。我国研发课题、技术路线习惯于跟踪模仿国际热点,成套技术装备引进之后消化吸收不够,容易形成创新路线、产业发展和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问题难以用老办法解决,必须注重探索运用新模式来解决老问题。一方面,要依靠国家实验室、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强有力的行政组织,利用我国强大的行政动员能力、完备的组织体系进行科技攻关。另一方面,要善于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通过开放课题、网上招标、众筹资金等更为灵活多样的方式,实现更大范围集成联动、多类主体的协同合作、开放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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