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胜光 张莹:30年高新区建设的国家意义——纪念国家高新区建设30周年

作者:王胜光 张莹 2019-01-10 16:54 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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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来国家高新区的建设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从多个层面彰显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王胜光 张莹

  国家高新区建设是1985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的一项国家战略,以1988年3月国务院下发《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的批复为标志正式开启。至今30年已经过去,国家高新区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多方面助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国家高新区建设大大加速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宏观构成和微观运行。

  国家高新区建设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

  国家高新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渐突出。按科技部火炬中心统计,至2017年底全国156家国家高新区的从业人员已达1968.9万人,生产总值加总达到95171.4亿元,相当于当年我国GDP比重的11.5%。

  国家高新区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产业普遍缺乏创新的状况。2017年156家国家高新区的R&D经费支出达到6163.9亿元,占全国R&D经费支出的比例达到36.0%,占全国企业R&D经费支出的比例达到45.1%;企业申请的国家发明专利25.1万件,占全国企业发明专利申请的28.7%。

  国家高新区成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现实水平的表征。2017年国家高新区企业R&D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例达到2.01%;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52265家,占全国高企认定总数的38.4%;当年新注册企业数38.6万家,当年新产品销售收入达到73594.5亿元;2017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统计产值超过三分之一发生在国家高新区,国家高新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为18833.4亿元,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41.7%。

  国家高新区极大助推了我国的开放发展。2017年国家高新区出口总额达到32292.0亿元,占全国外贸出口(货物及服务出口)的比重为19.1%;共实现对境外直接投资额1012.6亿元,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不含银行、证券、保险)比重达到12.5%;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3242.1亿元,占全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比重为36.9%。

  政策效果超出目标预期

  30年前国家高新区建设设定的基本政策目标为8个字,即“示范、引领、带动、辐射”。“示范”是高新区建设要成为推动科技体制改革的示范,即在高新区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引领”是通过高新区引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带动”是高新区要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辐射”是指高新区的先进技术和知识辐射到其他产业和后发地区,助推我国的产业升级。

  (1)充分发挥了对科技体制改革的“示范”作用。国家高新区的建立,使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下海”创业浪潮得以迅速普及,撬动了我国固化的科技体制。国家高新区通过引进大院大所、出台政策促进产学研结合、支持和鼓励企业申办、创办“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中心”等,形成了经济对科技强大的“拉动力”。现阶段各地国家高新区正在开始大力推进新型研发机构和专业化众创空间等为代表的双创平台建设,日渐带来高新区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

  (2)充分发挥了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引领”作用。30年前,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尚属一片空白。30年来国家高新区的产业发展坚持和体现了“又高又新”,不但引领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从无到有的发展,也极大程度助推我国形成目前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并成为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主力支撑。

  (3)充分发挥了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国家高新区在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2017年156家高新区园区生产总值占所在城市GDP比重15%以上的就有72家。就单体而言,2017年营业收入超万亿元的高新区就有4家,中关村达到了53025.8亿元。高新区作为地方或区域经济增长极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4)产生了广泛的“溢出”和“辐射”效应。2017年国家高新区技术合同交易额达到4172.2亿元,占全国技术市场成交额的比例达到31.1%。近年来,中关村、杭州和深圳等为代表的先进高新区广泛开展对后发地区的“传、帮、带”,促进自身产业和技术向后发地区转移,这些“知识溢出”和“技术辐射”作用已经深刻影响着全国的区域和产业发展。

  高新区建设的国家意义

  30年来国家高新区的建设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从多个层面彰显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1)道路自信。高新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高新区的发展也印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正确。高新区通过不断推进的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营造出受鼓励而不受干扰的生态环境,极大调动了社会和市场力量参与园区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同时高新区从效法世界先进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和企业、借力全球市场,到整合全球创新资源,充分体现了“开放共赢”。这种“内化”改革和“外化”开放的共同助推,成就了今天的中国高新区,也成为中国高新区迅速发展超越了世界绝大多数科技园区的主要原因。

  (2)制度自信。与世界多数以市场为主导的科技园区建设不同,中国高新区建设是政府主导的。政府不但负责提供“规制”,更突出的是搭建资源整合或集成资源的平台,即“政府搭台,市场唱戏”。这种模式并不“干扰”市场或与市场“争利”,但却有效克服了市场自由选择的“盲目性”和市场主体在整合资源方面的“市场失灵”。实践证明,这种新型“政商关系”带来了国家高新区30年的蓬勃发展,而这种新型“政商关系”能够形成,根本原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给予的保证,因而也从本质上反映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

  (3)理论自信。现代国家或区域在经济的竞争发展中,政府的存在是必需的,政府需要做结构和行为的“嵌入”。高新区建设中,政府负责体制设计、搭建各类支撑平台以及出台各种促进政策,包括参与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对接和整合资源等活动,所反映出的是一种“嵌入性”的社会制度设计。这是中国高新区在新发展条件下对政府行为理论所提供的新探索,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

  (4)文化自信。中华民族承袭于“农耕”文明,由于“农耕”必须频繁面对的天灾人祸使民族基因中天生就有“忧患”意识。“忧患”就必须“勤奋”,就必须快速适应变化而“与时俱进”,这就塑造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气质和与时俱进的创造精神。回首国家高新区30年的建设过程,这些“忧患”意识、“勤劳”品质、“与时俱进”的自强精神,以及“家国情怀”和“造福一方”的理想信条始终支撑着高新区建设者们的奋斗和前行。国家高新区的蓬勃发展,充分折射出始于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自信”。

  《中国科学报》 (2018-12-24 第7版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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