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顾问认为其观点很难被政治家接受

丹麦技术大学校长、欧盟科学咨询机制主席Henrik Wegener指出，为弥合文化差距，科学家需要耐心。他谈到，现在每个人都是专家，当我去医院看病时我是医生的专家，我自己想出了诊断结果，希望从医生那里得到认可，这就类似于科学家为政治家提供建议的情况。加拿大气候研究员兼国际科学理事会主席Gordon McBean也认为，科学家与决策者之间的鸿沟可能是因为政治家们对其接受的信息具有防御性，倾向于歪曲事实以迎合其目的。英国皇家学会执行主任Julie Maxton指出，科学家们认为其关心的问题应在公共议程中具有更高地位，就应花同样多的时间来考虑如何让决策者接受其观点。为引起立法者的注意，皇家学会的做法是将科学问题分解为铺垫性或指引性建议，以加深决策者的理解。

二、政治家面对大量的科学咨询信息存在巨大困惑

美国科学促进会首席执行官Rush Holt作为物理学家和美国国会的民主党议员，其参政的背景使其对立法者产生了“极大的同情”，因为他们每天都接受各种来源的大量信息轰炸。新西兰卫生部长首席科学顾问John Potter也谈到，政治家往往接受的是大量、有代价的、甚至是混淆是非的信息。来自卢森堡的欧洲议会成员认为，科学咨询的过程应该是政治家有需要时去找科学家寻求帮助，而不是科学家主动找政治家而试图说服其做什么。他从政30年的经验是在需要时与科学家一起开会商讨，但接受科学家的信息还是需要时间来消化的。 （王建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