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特朗普政府针对联邦资助大学专利收益分配的改革举措，标志着美国科技政策出现重大转向^[1]。这一行动以《拜杜法案》为切入点，试图重构政府、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创新利益分配格局，但其激进路径已引发关于创新激励与公共回报的深层争议^[2]。

一、政策动因：从“无偿放权”到“利益共享”的逻辑重构

自1980年《拜杜法案》实施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始终将联邦资助产生的专利所有权授予高校及研究机构，以加速科技成果商业化。这一制度设计的核心逻辑是：通过赋权激励高校推动技术转化，最终以产业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形式实现公共利益回报。然而，特朗普政府认为当前体系存在“利益分配不公”，联邦政府每年投入约500亿美元研发资金，却未能直接从成功商业化的专利中获取财务收益。

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提出的“50%收益分成”方案，本质上是对公共投资回报模式的重新定义。他以商业合作中的风险收益对等原则类比：“如果企业提供全部资金，理应分得一半利润。”这种主张呼应了政府近期在半导体领域的干预措施（如要求英伟达上缴在华芯片销售收入的15%），反映出“国家资本主义”思维在科技政策中的延伸。其背后或许隐藏三重目标：一是增加财政收入，以缓解研发投入压力；二是强化对关键领域技术流向的控制；三是通过利益捆绑，促使高校更聚焦于具有商业价值的应用研究。

二、行动路径：法律工具与压力策略并用的改革

特朗普政府的专利收益改革实施策略将呈现“个案突破、逐步扩展”的特点。2025年8月，商务部率先向哈佛大学发出信函，要求其在9月5日前提交所有联邦资助专利清单及合规证明，并威胁依据《拜杜法案》的“介入权”收回专利或向第三方授权。此举具有明显的试探性质：哈佛作为顶尖研究型大学，其应对方式将为其他高校树立标杆。而卢特尼克透露“加州大学将收到类似信函”，表明政府计划以头部高校为突破口，最终形成全国性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会将专利改革与校园政策调整捆绑推进。此前，特朗普政府以“反犹主义”和招生政策为由，削减多所高校的联邦拨款（如哥伦比亚大学被撤销4亿美元资金），迫使哈佛、康奈尔大学等通过解雇相关人员、废除多元化政策来换取资金维持。这种多维施压策略，既削弱了高校的抵抗合力，也为专利收益谈判创造了杠杆。

三、争议焦点：创新激励与公共利益的平衡难题

美国高校界强烈反对这一改革。哈佛大学发言人指责其为“针对捍卫权利自由的报复行动”，强调该校专利“有助于拯救生命、重塑行业”。批评者认为，收益分成将破坏《拜杜法案》奠定的创新生态：一方面，高校需将专利收入投入新的研究和教育设施建设，政府分走一半利润可能削弱其持续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技术转化本身风险较高，多数专利难以盈利，强制分成可能迫使高校转向短期商业化项目，而忽视基础科学研究。

新政策的支持者则指出，部分高校确实存在专利管理低效问题。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在新指南中要求“分享收益以确保政府投资回报”，反映出政府对科研资金使用效率的问责需求。然而，争议核心在于如何界定“合理回报”，是直接获取现金分红，还是通过更宏观的经济增长来间接实现回报？若处理不当，可能引发研究人员流失、校企合作萎缩等连锁反应。

四、未来趋势：法律博弈、政策妥协与全球影响

短期内，美国高校可能联合起诉政府越权，主张《拜杜法案》未明确授权收益分成，“介入权”仅适用于国家安全等极端情况。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倾向虽对政府有利，但程序争议可能延缓改革进程。中长期内，美国政府可能接受分层方案：对高利润专利设置分成门槛（如年收入超千万美元部分按比例分配），同时对基础研究领域予以豁免。这种模式既可保障政府收益，又能减少对早期创新的抑制。

未来，若美国收紧专利控制，企业获取前沿技术的成本上升，或将促使欧盟、中国等加大自主研发投入，重构全球创新格局。同时，美国高校可能寻求与产业资本直接合作，规避联邦资金约束，导致公共研究资源“私有化”风险上升。

特朗普政府的专利收益改革，本质上是对国家创新体系治理模式的重新探索。其在提升公共投资效率方面的合理性，需与维护学术自主性、保护长期创新动力的需求谨慎权衡。这一政策成败将取决于能否构建新的政府、高校、产业三方共赢的分配机制，而非简单移植商业世界的利润分成逻辑。这场博弈的结果，不仅决定美国科技优势的可持续性，更可能为全球创新政策提供新范式。

（李宏 张秋菊）